五、西来之说：不能成立

　　过去一个世纪，从二十年代的疑古派开始，不少学者认为盘古神话是伴随着佛教从印度传入的，甚至将渊源追溯到巴比伦。一直到八、九十年代仍然有人撰文宣称“盘古神话西来说”“已经定论”！

　　公元一世纪盘古的发现，表明“西来说”不能成立！

　　“西来说”建立在以下两点所谓证据上：一是盘古神话与印度的大梵天神话在内容上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点；二是印度文化通过佛教的传播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由此推论，中国的盘古神话来源于印度。

　　然而，如果我们细加推考，就会发现以上推论似是而非，缺少证据，难以成立：

　　首先，不同地区文化事象的相似点，不一定是传播所致。人类相同的思维能力，在不同的地方也可能有共同的思维结果。这一点，早有其他学者多次强调过。

　　其次，梵天神话与盘古神话的相似和佛教对中国的影响都是事实，但是佛教与梵天神话不能等同，具实际传入的时间也需要考究：

　　1、佛教的传入和梵天神话的传入是有联系的两件事；梵天神话是随着佛教传入中国的，但，佛教初传不等于梵天神话同时传入中国。

　　2、佛教初传和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也是两件事，从初传到广泛得到接受，有一个漫长的过程，里面有一个文化冲突、本土文化抵制、改造和融合的过程，大体上到六朝才完成。

　　3、佛教的传播在中国有语言的障碍。开始的口传，其流也缓，其播也不广，其传也难信。必待佛经中译之后，其障方破。而翻译者必须精通梵文和中文，精通佛学和中国文化。梵天神话随着佛经的进入，同样要经历以上的过程。这种传译条件，在佛教初传的公元一世纪，即使是上层社会，也难于满足，遑论形成风俗。

　　4、关于佛教传入中国，目前人们比较认同的记载有：

　　（1）《三国志·魏书》卷三十裴松之（372—451）注引鱼豢《魏略·西戍传》为现存佛教东传的最早记载：

　　“昔汉哀帝元寿元年（前2年）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，曰复立者其人也。”

　　其中“复立”据学者考证，应为“复豆”即“佛陀”之异译。

　　然裴松之注《三国志》在公元四、五世纪之后，其所引鱼豢《魏略》的记载即使为真，也不能证明景卢所受经文的内容有盘古。

　　（2）《后汉书》卷四十二《楚王英传》记述明帝永平八年（65年）诏命：“楚王诵黄老之微言，尚浮屠之仁祠，洁斋三月，与神为誓，何嫌何疑，当有悔吝，其还赎，以助伊蒲塞、桑门之盛馔。”这是东汉上层接受和信仰外来佛教的第一次正史记录，当然这是南朝所撰的史书，时在公元五世纪。

　　学界认为，此时人们“是把佛陀当成神来祭祀，当作以祈求现世利益和长生不老为主旨的宗教来信仰的。”（镰田茂雄引不川博道《关于后汉的佛教》）这一点，到公元二世纪桓帝时，仍然如此。

　　将浮屠与黄老放在一起崇拜，说明当时人们对佛教所知非常有限。此项记载同样也没有证据表明梵天神话已传入中国。

　　5、佛经的首次翻译在公元二世纪的桓、灵二帝时代，“中国人阅读用汉语写成的外来经典，始于安世高、支娄迦谶时代。”（镰田茂雄）

　　据考证“最初佛教经典不用文字记载，全靠口头传诵，直到公元前一世纪以后，才逐渐形成用文字写的佛教经典。这种经典大部分写在桦树皮和贝叶上，近代在印度、中亚和我国新疆都发现了这类经典断片。”（任继愈）

　　安世高于桓帝建和二年（公元148）来到洛阳，佛经的中译于此时开始。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，也由此而始，而对中国社会发生较大的影响，则是魏晋六朝以后的事了。

　　6、记载有大梵神话的佛经，中译的时间相当晚：

　　一是《摩登伽经》，为吴竺律炎等译，时在公元三世纪之后。饶宗颐先生谓安世高已有译本，亦为公元二世纪中叶以后之物。

　　二是《外道小乘涅槃论》，为北魏菩提流支所译，时间更后。

　　7、佛像的制作，也是相当后的事。

　　任继愈先生主编的《中国佛教史》指出：早期的佛教“以佛塔为信仰崇拜中心，而直到公元后一、二世纪，随着佛教徒对佛陀的不断神化和大乘佛教的逐渐形成，印度佛教在吸收希腊和波期的宗教文化的基础之上，才逐渐有佛像制作和崇拜。”

　　“其实，释迦在世时根本就没有佛像的制作，直到公元一世纪后期才出现佛像。”

　　考古发现表明，最早的佛像不早于公元一世纪，中国只是在东汉末的桓、灵时代才出现佛像的端倪。（俞伟超）

　　佛教以释迦为最高崇拜对象，他的像在公元一世纪后期才在印度出现，梵天的像又怎么可能在公元86年以至更早的新莽年代在中国出现呢？而且我们上文所举的怀抱伏羲、女娲的盘古，在河南、山东多处发现，可证至少在公元一世纪中叶以前，盘古神像在上述地区已广泛存在，而且刻像之举已经成为一种风俗。

　　由此可见，盘古及盘古神话来源的“印度说”需要新的证据才能成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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